尽管有人劝杨学山不要去解决纠纷，去了也解决不了。并明确提醒杨学山，解决不了纠纷，杨学山就是那个替罪羊，而且还会让人抓住把柄“双开”了。他的爱人韦美娟也对杨学山说：“这么多年，你还没吃够苦头啊？还想再吃苦头？你怎么这么记吃不记打？你要不去，老老实实待到林地所等着恢复职务，职务兴许还能恢复，反正没有任何错误，坚持下去，必须得给解决！你这一去，不仅解决不了人家的纠纷，还引火烧身。本来还有一线恢复职务的希望，你这一得瑟，希望彻底没了。”
但杨学山凭着“国家和人民遇到难处了，我不能袖手旁观！”坚定的信念，往黑色的人造革包里塞进洗漱用具和换洗的衣服后，毅然决然登上北上的火车，去沙河县解决纠纷去了。
与杨学山同行的还有省信访办的孙玉梅。她被任命为工作组的副组长。工作组还配备了两个青年干部。
临行着，杨学山要求省有关部门通知西北市行署有关部门，他带领的省工作组直奔事发地——沙河县，并且一到沙河县就召开承包方代表、西北市行署有关领导、沙河县各部门领导和大队领导参加的会议。
下午一时多，杨学山一行四人下了火车径直奔向沙河县政府会议室。
会上，各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争执不休。杨学山不得不把双方强制分到会议室的两个大对角坐下。然后再让各方的代表有序发言。
所有应发言的人都讲完后，已经是夜里十点多了。杨学山把本子合上，说：“听了各方的发言，问题基本清楚了。这样吧？”他用征求意见的目光看着西北市主管农林牧副渔的副专员乌兰穆德问，“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三天后，也就是七月二十八日早上八时我们再准时在这儿开会？我想利用这三天时间到沙城公社走走看看，实地核查一下葡萄园的情况，同时也听听农民们都是怎么看的。你看怎么样，乌专员？”
乌兰穆德猝不及防，看着沙河县委书记说：“这，这我看也可以，得给省工作组点儿时间，是不是？”
沙河县委书记没有说话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天还没亮，杨学山就来到了沙城公社。他先到各葡萄园走了一圈，又到附近看了看。然后走进农户与农民交谈。
正当杨学山与农民谈的起劲的时候，工作组副组长、省信访办的副处级干部孙玉梅跑来了，满脸惊恐地对杨学山说：“哎哟，我的杨大人！你这不成了孤胆英雄了？你孤身一人到这儿不怕承包户张贵祥他们围攻你吗？”
杨学山不解的说：“他们干啥要围攻我？我一没没收他的财产，二又不是我不让他们承包葡萄园！”
孙玉梅拉起杨学山的手说：“赶快回去！你想想，不同意承包户继续承包，承包户不愿意；同意承包户继续承包，那边不愿意。咱们势单力薄的在这儿别让他们给吃了！”
“怕什么？不会出事的！”杨学山挣脱开孙玉梅的手，说。
“那你不走我走了？我可是把话说在前头，出了事没我什么事！”孙玉梅虎着个脸说。
“你走吧，我一个人在这儿就行。”说完，杨学山又坐在果农边上继续问这问那。
看到杨学山非常投入地又问又记起来，孙玉梅一甩手怏怏而去。
杨学山一连气在沙城公社待了三天，虽然这时杨学山已经六十多了，还是走遍了沙城公社所有大队的各个角落，包括各大队承包的每个葡萄园和周围的环境。对沙城公社的土地资源、粮食结构及物产品种都摸了个门清。
1987年7月28日早上，杨学山揣着记录了密密麻麻的本子来到沙河县会议室。
杨学山走进会议室一看，沙河县各级领导和干部都以乌兰穆德为中心分两边依次坐好。乌兰穆德坐在中间，左边是第一个是行署信访办主任，第二个是沙河县县长，第三个是县公安局长，第四个是县法院院长等；右边第一个是沙河县委书记，第二个是县政法书记，第三个是县检察院院长等。对面专门空着几把椅子留给省里来的工作组坐。
杨学山边有礼貌地打着招呼，边带着工作组其他三人走进会议室。
“杨处长，你坐那儿行吗？要不你坐这儿？”等杨学山和工作组其他三个坐在预先摆好的椅子上后，乌兰穆德站起来说，同时做出非常客气姿态给杨学山让座位。
“我就坐这儿吧。”杨学山马上客气地站起来应对。
“坐那儿是不是有点儿孤单了？”县公安局长用嘲笑的口气说。
县公安局长一说完，对面几十号人的“庞大”势力发出一阵戏笑声。
“孤单？”杨学山一下没明白过来。当他环顾了一下四周后，明白沙河县公安局长说的“孤单”的含意了，无所谓地笑了笑，说，“哦－，是的，在人数上我们四个人与你们几十号人比，是比例悬殊了些，要是打起来，我们四个显然不是你们的对手，况且我们这儿还有两个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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