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沈熠这么生气也是可以理解的。自前朝以来，国家就实行编户齐民制度，政府会将人户的姓名、年龄、籍贯、身份、相貌、财富情况等项目一一载入户籍。被正式编入政府户籍的平民百姓，称为“编户齐民”。编户齐民的义务就是给国家纳粮当差，为国家作贡献。
然而，当遇到赋税和徭役义务太重以至于无法负担，或者是因天灾导致无法生存的时候，这些列入国家户籍册的老百姓只能选择逃走，他们便被称为“逃户”。所谓“逃走”，其实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真正的逃走，即逃到其户籍所在地的官府管不到的，或者是山高皇帝远，皇权鞭长莫及的地方，过一种不受约束的世外桃源的日子；另一种则不是真正的逃走，而是庇托到当地的豪强大族的保护之下，成为豪强大族的浮客、部曲。若是后者，国家就会失去对这些人的控制，而这些人也就不必再给国家纳税服役了。这时候，他们或许还在原来居住的地方生活，但户籍和身份已经是属于豪强的“私属”，而非给国家缴纳赋税的编户民了。
圣朝立国后，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一：逃户到达新的府县后，需在百日内向当地官府自首，当地官府需及时对他们登记造册；其二，逃户可以在新的府县入籍，也可以回到原来的府县入籍，全由逃户自己选择，这样做是为了稳定生产和安定民心；其三，逃户逾期不自首者，一旦被检括出来，他们就要被徙往边远的地区充军或罚作劳役；这其四，当地官府未及时对逃户登记造册者，视同包庇隐瞒罪，当地官府和勋爵会一并受到朝廷责罚，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当地官府和勋爵联合起来控制逃户。
然而，这些措施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毕竟百姓本身就承受着沉重的赋役，逃户来到其他地方后，当地每年应向朝廷缴纳赋役总额却不会相应减少，那些赋役就只好由未逃走的农户承担，即所谓的“摊配”。这也逼得未逃走的农户走上了逃亡之路，造成了逃户的恶性发展。
圣帝即位后，为了改变这种恶性循环，诏令禁止全国各道府县“摊配”，采用了以人口为基准的调整各地赋役总额的缴税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逃户的影响，但收效很一般。
如今，身为同安知县的陶震没有及时对逃户登记造册，一旦被巡察御史检括出来，身为同安县子的沈熠自然要不可避免地受到连累，而这正是沈熠最生气的地方。除了这个原因外，沈熠还生气的点在于，陶震并没有组织当地医者对那些逃亡过来的百姓进行身体检查，而是直接将他们丢到贫民窟去。一旦那些逃户中有人感染了时疫，那整个同安县的人都要遭殃了。
发泄完毕后，沈熠坐回原位，看着愣在原地的陶震，沉声道：“陶知县，看在相识一场，我再赠送你一句话，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趁着巡察御史现在还没注意到那些逃户，你赶紧派人去登记造册，顺便再叫上县里的医者，有一个算一个，给他们检查一下身体，以防他们身上带着其他疾病。至于出诊费，就由你们县里出吧，可不能让医者们再给你打白工。还有，仔细检查一下那些逃户中有没有敌国间谍混在其中，你现在的麻烦事已经够多了，长点心吧。”
“是，沈爵爷，下官记下了，回去后马上就去办。”陶震躬身答道。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有了沈熠刚才对他的一顿痛骂和三两句指点，如梦初醒的他现在对沈熠充满了敬畏和敬服。
“记下了还愣在这儿干嘛，等着我请你吃饭呢。”沈熠没好气地道。可这话刚一说出口，他就意识到自己确实是请陶震来这里吃饭的，而且还有两个问题要问陶震呢。都怪这个陶震，直接给他气糊涂了，于是急忙改口道，“行了，先坐下吧，我还有两个问题问你呢。”
陶震道了声“是”，又偷偷地看了一眼沈熠，有些尴尬地坐回原位，低着头道：“不知沈爵爷还想知道什么？只怕下官了解得不够，无法为沈爵爷解惑，到时候还请沈爵爷见谅。”
“抬起头来说话，你好歹也是一县之长，这般扭扭捏捏的，像个未出阁的姑娘家，这像什么样子。”沈熠不满地道，“我第二个问题是，我写的那篇《师说》是怎么传到县里的？”
听到“师说”两个字，陶震眉毛一挑，喜出望外地道：“原来这篇大作真是沈爵爷写的？”
沈熠冷眼看着陶震，怨气很深地道：“什么真的假的，陶知县，这跟我的问题有关系吗？”
陶震见沈熠似乎有些暴躁，急忙摇摇头道：“回沈爵爷，这篇文章是明伦书院的袁夫子传出来的。这位袁夫子生平有两大嗜好，一为诗书文章，一为天下美酒。几天之前，袁夫子在合嘉酒楼喝酒，兴起之时便摇头晃脑地吟诵了一句‘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同行的人听到后，都夸他才思敏捷，出口成章，其才华即便是与谢院长相比也不相上下。可袁夫子听到后却急忙解释说，这句话不是他说的，而是同安县子沈爵爷说的，说着还将那篇《师说》默写在酒楼的影壁上，引得许多年轻学子争相观看，这才传遍了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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