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怎么说也是皇族中人，且先父当年也还是有些身份的，想知道一些太祖皇帝时的往事还是很容易的。”赵君慧解释道，“世人都说道宗弟子无所不知，那位既然是你的师父，想来你的手里多少应该也有一些人脉。你既然要回山，不妨就带上豹儿，若是能有道宗帮忙，豹儿应该很快就能恢复的。我知道这件事有些强人所难，但我可以拿你想知道的秘密来交换。”
沈熠微一沉吟，便很痛快地答应了下来。他其实也有将扈豹带在身边的想法，以便通过扈豹了解更多关于成国公府的事。但这种事他绝不能主动提起，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见沈熠如此果断地答应了她的条件，赵君慧也不犹豫，将自己所知道的关于当年的往事说了出来。反正她也不怕沈熠反悔。毕竟像他们这种身份的人，讲信誉可是极为重要的德行。
沈熠当年从水云台的三楼摔下来之后，很快便被路过的无念道人带走了，在他没有重返京都之前，可谓是生死不知、下落不明。沈泓听闻此事后，本想让那个侯康给他的儿子偿命，毕竟沈熠和侯康在水云台互相推搡的画面被很多人看见了，而最终出了事的又是沈熠。按照《圣律》，出现这种情形，侯康无论如何都要被当作杀人犯暂时收监才行。然而，由于侯康的姑姑侯文瑜是先帝新纳的妃子，且那时候正得恩宠，她便给先帝吹了些枕边风。
早已昏聩的先帝哪还能禁得住侯文瑜的诱惑，于是亲自下场，直接使了两记昏招，想将沈熠“不幸身死”的事糊弄过去。其一，他提拔沈泓为东境边军的副都督，与老镇国公沈桐一同掌管东境战事。这也间接地导致了东境边军的身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有了沈家的烙印。其二，他命令义泉侯侯永带着侯康以及一大批金银珠宝亲自当时的镇国公府谢罪，希望得到沈泓和柳含烟的宽宥。然而，这毕竟是“杀子之仇”，镇国公府又怎么可能就这样敷衍过去。
沈泓自然明白先帝的意思，作为人臣，他自然不好在明面上说什么，可心里却无比煎熬，只得一面命人四处寻找沈熠，一面写信给老镇国公沈桐，希望得到老父亲的建议，可当时的沈桐忙着与姜国打仗呢，一直没有给他回信。但是，当柳含烟听说先帝想将她儿子的事如此糊弄过去后，当场急火攻心，生了一场大病。病愈之后，她很快便意识到沈桐父子在此事中的难处，于是决定回娘家告状，请前任御史大夫柳承给他的外孙做主。
柳承不仅是三朝元老，而且门生故旧遍布朝野。只要他出面，先帝就算是再昏聩，也要给他三分薄面。可一旦回到后宫，圣帝又架不住宠妃侯文瑜的耳边风，于是便与柳承玩起了拉锯战，将收监侯康的事一拖再拖。可惜，纸终究包不住火，侯文瑜在背后捣鬼的事还是被柳含烟知道了。这一次，盛怒之下的柳含烟决定不再忍让，她要亲自给自己的儿子讨个公道。
说干就干的柳含烟当晚就让人准备了被褥和饭食，然后来到了皇城应天门外的登闻鼓处。
登闻鼓的历史非常悠久，其设立的目的是便于有冤案或急案者能击鼓上闻，从而快速地成立诉讼。其设立使得百姓与皇帝之间有了一定连接，为社会正义的伸张带来了很大的希望。
圣朝立国后，太祖皇帝也将登闻鼓的传统继承了下来，并将位置调整至应天门外。此地与政事堂非常近，一旦有鼓声响起，当值的官员轻易便可以听到。太宗皇帝即位后，又通过律法的形式确认了登闻鼓的崇高地位。《圣律》明文规定：“有人挝登闻鼓，主司即须为受；不即受者，加罪一等。”“朝堂所置登闻鼓，不须防守；有挝鼓者，令有司受状以闻。”
柳含烟来到登闻鼓处，她并没有急着击鼓，而是让下人先铺好床，又慢悠悠地吃了晚饭。料定先帝已经熟睡之后，她恶趣味地看了一眼后宫的方向，这才“咚咚咚”地敲响了登闻鼓。
当值的“三省”官员听到鼓声，急忙跑了出来，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等他们看到来人是镇国公的儿媳妇之后，心里更是慌得不行。但柳含烟却一脸淡然，心平气和地从鱼符袋中取出一道状书，请当值的官员交给先帝，并强调镇国公府有大冤情要向先帝呈奏。
当值的官员见柳含烟的神情自若，根本不像是有什么大冤情的样子，心里虽然有些疑惑，但也不敢多问，只得急忙将状书呈奏先帝。毕竟柳含烟是敲了登闻鼓的，且其身份也不一般。
先帝正搂着宠妃侯文瑜睡得正香呢，突然被叫了起来，说是有人敲了登闻鼓，并呈奏了状书，请求先帝伸冤。先帝原本对于有人打扰他睡觉的行为很生气，可一听到登闻鼓，顿时就泄了气，只能无奈地叹息着来到政事堂，想知道京都究竟发生了什么大冤情要让他来处理。
当先帝愤愤地打开柳含烟的状书一看之后，顿时气极反笑，但他也不能发作，只得吩咐侍卫告诉柳含烟，他已经收到状书了，也知晓了柳含烟的“冤情”，正在连夜与当值的官员商议，明早再给柳含烟具体的答复，让柳含烟先回家去等着，不要再在他睡着的时候敲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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