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事群随心所欲的独立性——既是控制“76号”之歹士叛徒的首领，又是老资格的警政部长，这也惹恼了内务部长陈群。
陈群作为前维新政府的官员，具有坚实的日本背景，他不喜欢李事群与吴世宝那令人难以驾驭的行事方式。因此，当陈群坚持要求将这二人置于其管辖下时，汪未经必然是同意此挙。丁末邨被委以另一相同级别的职位，但权力更小了，李事群则岀任总部设在苏州的清乡委员会秘书长。
所有这些变动都对极司非尔路76号的伪政权秘密特工活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虽然这一机构如今由李事群的前副手、警政部副部长佟克明负责，李事群本入却完全退出这个舞台，而南京下令秘密警察活动以隐秘得多的方式进行。
如今，周呼海的财政部对于“76号”的收人（包括赌博抽成）拥有了更加直接的控制权。显然，陈群声称内务部有权控制全部秘密警察机关一事，与卢英将军在7月转任上海华警（其总部设在南市）首脑是出于同一目的的两个举措。
现在的情况是卢英取代潘志杰成为沪西特警之首，控制了歹土和那里的一帮乌合之众，以及充任秘密特工的通敌分子。
那么，声称南市警察控制了形形色色的暴徒、秘密特工、恐怖分子、极司非尔路76号缺乏训练的巡捕以及沪西特别警察，就真的将“歹土”变成了“良土”了吗?答案几乎是否定的。
南市本身与沪西不同，1939年的整个秋、冬，它依旧是赌博与毒品交易的安全港。瑞典记者卡尔?埃斯克隆（KarlEskelund）在报纸上写了一篇重要的报道，将南市的情况描绘成“贫困的中国农村与穷人的蒙特卡洛的交叉，六个大赌场昼夜开放，玩的是一种原始形式的轮盘赌，使用写上数字的台面和骰子，为赌客免费提供葡萄酒、啤酒、香烟等，乃至为其孩子供应牛奶。
这些赌场用其楼上烟室出售鸦片所得，以及向赢家抽头的收入支付其开支，也就绰绰有余了。与这些赌场和鸦片馆相邻的则是许多典当铺，方便那些不幸的赌徒可以当掉其值钱的物件，甚至衣服。
将南市的统治强加于“歹土”，并未使之变成“良土”。恐怖战争继续盛行，特别是在银行与通货的控制权以及报纸的主宰权方面更是如此。凶杀案和犯罪率呈螺旋形上升趋势。
尽管工部局警务处与日本宪兵队在围剿蓝衣社方面逬行了充分的合作，工部局的最后一任董事们与日本总领事无聊地继续着关于最终控制租界警权问题的谈判。
一旦与日本发生战争(如今对许多人而言，此事似已十分明显)，公共租界(对于许多生活在其中的华人而言，它已经只是一个名义上独立的实体了)将被移交给伪政权，而这仅仅是中国主权的虚幻胜利。
在此同时，贫富之间的差距继续扩大，双方都被日益恶化的战时通货膨胀压得喘不过气来。对于中国工人而言，自1937年抗战开始以来，物价上涨了10倍；对于外国人而言，则每月的生活费上涨将近9个百分点。
在上海全城落人日军手中之前的两个月间，乞丐和小偷肆无忌惮地从大街的货摊上盗窃食品，直至摊主无货可卖为止，而警察却熟视无睹。
租界当局试图将米价控制在每担130元.但是奸商盛行，甚至上层的中产阶级也开始认识到，已经来临的生存斗争主要集中在食品和日常用品的争夺上。
“似乎孤岛正在沉人无边无际的苦海之中”。
这句话是记者珀西?芬奇(PercyFinch)在报纸上，对于日本占领上海初期的生动描绘。
当时，恐怖战争刚刖发端。而在结束时，则可以看看瓦尼娅?奥克斯(VanyaOakes)对于珍珠港事件前之上海的悲观看法：
“上海是个邪恶和暴力的城市，是富裕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贫困并存的域市，是轮盘踏的轮子飞旋、枪声频频和乞讨声充斥各处的城市。上海再也不是始于1937年的那种世界剧变的中心，它如今生活在永久性的恐慌和飘忽不定之中，爆炸和破坏、不正常的贸易、通货的混乱、日本狡猾的渗透、难民的涌入、物价无休止的上涨、欧洲战争的爆发以及它在静安寺路上的反响，上海巳成了难民与歹徒的俗气之城。”
三年来的“孤岛”经历，在大部分人的眼中成了“恐怖的梦魇”。事实上，这些年的上海，也确实是座饱受磨难的城市。
1937年，上海的人口仅次于柏林、伦敦、莫斯科、纽约、巴黎和东京。由于英国、美国和法国在鸦片战争以后强加于清王朝的不平等条约，上海分成了三个城市。
首先是黄浦江沿岸的公共租界。该租界根据1842年南京条约第二款设立，由1845年最初制订的土地章程批准，1869年由西方列强的大使们签署。租界的西南，沿着黄浦江上溯，乃是清朝当局于1844年作为特区形式划给法国居民的第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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