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做的很扎实，本人口供录的很详细。显然蒲素手里的这份材料，来自工部局警务处内部。
“我然后吿诉（华籍警探〉道，我确实不知道此事，因此我被日本人抓起来绑在长凳上，他们又往我鼻中灌水。大约20分钟后，他们放开了我，再次问我是否认识（一个邻居嫌犯）。起初，我否认我认识，但是当他们拿出一把大刀，威胁说要砍了我的头时，我承认说我认识此人。在此期间，那华籍探员一直在场。我又被押回了楼下。”——邵富生（来自抄录的供词）
第四天，邵富生又被审讯，但未遭折磨。在这最后一天下午，他从地牢转移至楼上，一个日本人用手枪威胁他道，假如再不招供就枪毙他。
“我吿诉他道，我没有什么再可说的了，如果他要杀我，就杀吧。他笑了，说我可以回到工部局警务处去了。我便在1939年3月25日下午5点钟回到了工部局警务处”
当3月25日邵富生被加登田送回警务处市中分部时，工部局的警官发现他“左眼严重受伤''，身上和腿上也都被打伤。特务股的官员们很快认识到，邵富生是遭诬陷的，这些折磨导致他“心理失衡”和产生自杀性倾向。
因此，如今在四个月之后，工部局很难再毫不迟疑地将两个新的暗杀嫌疑犯谭宝义和平福昌引渡给加登田曹长及其属员了。在加登田提出正式请求足足十天之后，工部局警务处告诉日本宪兵道，他们可以对谭宝义和平福昌讯问五天，但不得再延期。
但是，日本人认为到7月13日截止的这段时间，不足以让他们在大桥大楼的“专家”进行漫长的审讯，便拒绝了这项提议。
然而，两天过后，工部局警务处帮助日本领事警察对福履理路317弄17号进行了突然搜查。他们在此发现了尤何清（亦即赵光义）给上级的一份报告，其中谈及“成功刺杀陈箓，报告上列岀了为这次民族胜利立下大功的五个人的名字：徐国埼、尤品山、朱山猿、平福昌和谭宝义。
工部局警务处在当时是否认识到这份报告的重要性已不得而知。但事后可以看清楚的是，工部局警方与日本宪兵开始将陈箓案的嫌疑犯与军统暗杀汪未经的新阴谋联系起来了。
1939年夏末与秋季，有众多谣传说，共产党和国民党正密谋暗杀汪精卫，而有军统特工嫌疑的平福昌、谭宝义如今出现在上海，似乎并非偶然。出自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以及对于福履理路报告的重要性的充分认可，使得日本宪兵队于10月6日正式提出引渡平、谭二人的要求时，工部局警务处终于同意将两个犯人“借给日本宪兵审讯”。
10月18日下午4点半，平福昌与谭宝义“被引渡给日本宪兵……
在被工部局警务处关押的四个月内，平福昌和谭宝义拒绝交待。然而，日本人只用了六天的审讯就使他们崩溃了。至10月24日，这两个经验丰富的特工、军统一流训练班的毕业生便吐露了大量秘密。
其中包括：军统的组织结构与招募程序，在上海充当秘密特工的临澧特训班的10名资深毕业生的名字;军统曾策划暗杀了周纪棠、唐绍仪以及其他数件炸弹大案;暗杀团中其他成员的名单;以及设在公共租界内，与昆明、重庆、天津、香港保持每日联络的一台秘密收发报机。
日本审讯者们更感兴趣的是，希望得知“扫荡”上海军统特工的更佳办法、关于戴利个人的详情、本市的其他恐怖组织，以及“假装亲日而进人维新政府”的其他的临澧特训班毕业生。
只是平、谭二人对于这些问题，尽管并非故意回避，但仍回答得比较含糊。表示没有办法“彻底扫荡”军统特工，除非“收买他们”。且给出了建议，首先是贿赂下级成员，然后“利用他们的情报，逮捕髙级成员”。
戴利是最“高级的”军统首脑，但是他始终待在香港，他们“对他几无所知”。谭宝义由于“没有横向联系”，因此无法向日本人说岀上海其他军统组织的情况。
谭、平二人都认为军统咸鼠“可能”在维新政府内挖了地洞，但他们谁都不知道任何名字。
总之，日本人非常关心暗杀汪未经的阴谋，而平福昌与谭宝义都承认这即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但是，他们同时交待，至今尚未得知具体的实施措施。他们不知道该计划的进程，也不知道警卫们的详情，甚至不知道汪未经的地址。
换言之，这项暗杀还只是设想，“具体实施阶段”。
当然，平福昌与谭宝义也承认他们参与了暗杀陈箓的行动。10月26日，新近升任少尉的加登田通知工部局警务处，谭、平二人已经承认谋杀。他将把他们带到犯罪现场，以重构那次暗杀。
特务股的警官们遂一起前往陈箓公馆，观看了事件的再演后认为十分可信。两天过后，谭宝义和平福昌又被“还”给了工部局警务处。只是在特务股看来，他们的罪行如今已被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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