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汉口的前特务团成员，有个名叫王之谷的人，之前就是徐恩佐的下属（也就是第三个被蒲素抓获的军统叛徒），来到汉口后拜访其叔父王世相，后者正好是常凯申的侍卫长，因于1931年12月处死着名的左派人物而声名狼藉。
王之谷在汉口的法租界中碰巧遇见了徐恩佐，从这位前领导那里直接得知了中国青年救亡协会的抗日活动。徐恩佐在上海难民收容所招募的其他一些人，则被分成两组。20人从事军事工作，25人护理第一军事医院的伤兵，而后一组内更有10人在长沙承担“特殊任务”，有二人最终退出了这一团体。
剩下的13人在1938年4月25日接到通知：他们将组成城市游击队，在上海“镇压汉奸”。根据三个人的供词可知，这是该暗杀组与军统戴利的一个接触点，王之谷的供词是这么记录的：“汉口特务部的首长戴利与徐恩佐、其他12人和我们谈话，告诉我们说，我们将赴上海执行一项秘密使命。所有的命令都来自徐恩佐，我们得绝对服从他。”
王之谷加入后，这一团体分成3-4人为一组的若干小组，经由九江、南昌、金华抵达宁波。5月1日，两个小组乘船前赴上海，徐恩佐则于5月2日偕同另两个小组赴上海。
起初，暗杀队采取了相当严格的安保措施。各个小组每两个星期就搬一次寓所，竭力使支出不超过每人每月30元的律贴。徐恩佐定期地与各组组长会面于公园或者其他公共场所，以讨论行动计划.。枪支和手榴弹都藏在一个地方，即徐恩佐以前所开的珠宝店的阁楼上。
在行动的前一天，由信使将弹药分发出去。在6月10日至7月22日之间，暗杀队共执行了四次任务，两次是成功的。另外还在卢沟桥事变周年纪念日于公共场所投掷炸弹，从而引起了巨大的公众哗乱。但是.随着活动的展开，受国暗杀团越来越自信，从而对安全防范有所松懈，错误迭出，以至暗杀队中的半数成员，包括徐恩佐本人，最终都被拘捕。
初到上海之际，四个小组在法租界内各有自己的通道，以在必要的时候逃入公共租界或者华界避难。第一小组由王子谷和另外三个人组成，他们在福建路上的一家公寓里租了一个房间，五天后（5月8日）则迁至华成路上的另一所公寓内。其中一个人在这次搬迁中溜走了，再未出现过，徐恩佐便从第二小组调来周守刚取代他。
此时，徐恩佐的青年救亡协会的前同志、今上级赵光义从汉口来到上海，这两位领导便搬到吕班路转角处一座洋房的底楼。赵光义管理上海的两个队：一个是情报队，其成员不为徐恩佐及其手下所知；另一个是行动队也就是暗杀队，以徐恩佐为首。
赵光义可能曾受训于戴利的一个特工训练班，和徐恩佐这种半吊子不同，有着比较专业的特工素养。如今决定着暗杀的对象，以及只是有选择地向徐恩佐传递他必须知道的情报。
1938年6月6日，徐恩佐接到赵光义的命令——刺杀李菊孙，此人是上海市民协会执委会的一名成员。其后三天中，徐恩佐给住在华成路的第一小组的三个成员带来了一把左轮枪和一把白朗宁自动手枪，还有暗杀对象的一张照片和他的小车牌照号码，并且勘察了李菊孙每天早晨要去的位于外滩的沙逊大厦。
暗杀定于6月10日进行。当天早晨八点钟，待在外滩与南经路转角处汇中饭店前的徐恩佐听到了枪声，便迅速离开了现场。下午，他遇到了早上替另两个枪手望风的王之谷，因此得知属下打伤了李菊孙，打死了其白俄包边，但是，一个枪手被当场击毙，而周守刚则跑了一直没回来（事后，周守刚辗转跑回了江西老家，后来又返回了上海）。
于是，第一小组完蛋了，王之谷转到了第二组。
接着由姜海东、王之谷、和另一个队员组成的第二组成员，分别住在法租界里的三个不同的地方。由于受到周守刚下落不明的惊吓，他们在6月11日再度搬迁，在普白路17号的大华公寓住下来。王之谷的供词里声称，因为不太信任他的新伙伴，因此住进了普白路47号大华饭店的另一个房间。他与其女友顾阿珍合住一室，后者则向当旅馆女佣的母亲介绍了他。
六月初，赵光义告诉徐恩佐，说是青帮头目张小林有汉奸的嫌疑，于是小组便被派去调查他的活动。该组仨人潜入华格高路上张小林公馆对面弄堂里的一个阁楼上。然而，他们的行踪很快被小巷更夫的儿子发现，因此不得不放弃了这一行动。
六月十七日，赵光义向徐恩佐传递了有关律师吴宗玉汉奸活动的情报。此人在劳合路的太和大楼中设有办公室。徐恩佐命令第二组侦查这幢大厦，以决定是否可以采取行动。
姜海东、王之谷他们进行考察后，向徐恩佐汇报，他们认为可以实施暗杀。徐恩佐随即派遣其信使周小姐，在6月21日傍晚，带着藏在袜子盒内的两把手枪，从亚美钟表店送到公馆马路于敏体尼荫路转角处的一个第二组成员手中。他手腕上缠着白手绢，作为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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