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嘉植的奏折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东林党的官员们纷纷响应，认为现在就是剿灭闯贼恢复国土的最佳良机。朝堂上群情激奋，主战的声音尘嚣其上。
若是往昔，看到这种局面，崇祯自然会无比振奋，会立刻下令出兵。当初不论是对阵满鞑还是和闯贼作战，崇祯无数次催促前线将领出兵，当然也无数次导致了战场的溃败。
而现在，经历了北京之战，看到了一支支明军的精锐部队或败或降，崇祯的想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他已经认识到了敌人的强大，明军战斗力的虚弱。九边的精锐消耗殆尽，仅凭现在只有万余人的平南军，和屡战屡败的左良玉部就想打败闯贼收复国土，那不是笑话吗?更何况在北京还有更加强大的满鞑大军！
所以，对官员们的请战奏折，崇祯一律留中不发，而是下旨详议。而内阁中的几个阁老也都是老成持重之辈，并非那些年轻热血的御史，所以出兵的事情一直被压制着，也只是处在讨论的阶段。
不过既然北直隶和山东的士绅们杀掉了闯贼的官员占据了大量的底盘，朝廷自然不能对这些地方听而不闻，必须得派员前往任职。
可是这些地方毕竟在最前线，去这种地方当官到底太过危险，这些前一时刻还在叫嚣着出兵北伐的官员，却没有人愿意去那些地方。
最后经过讨论商议，朝廷下旨，任命王永吉为山东巡抚，越其杰为河南巡抚，任命归德参将许定国为河南总兵，任命黄蜚为登莱总兵，负责接收光复的地区。
而更为靠近京畿的北直隶一带，考虑到盘踞北京的满鞑的反应，暂时没有派人前往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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