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左思右想，李斯年终于想到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他郑重地说道：“这样吧，舅舅，我潜明表哥在沪上工作，一直是在租宅子住吧，我结婚的时候，有人送给了我一栋别墅，我现在在北京工作暂时也用不上，就拿去让表哥住着吧，这样总行了吧？”
王国桢其实并没有真的打算要借机讹这个外甥，他只是对《永乐大典》的残册见猎心喜，才故意厚着脸皮表现出这样的态度。
但是见李斯年这样还是不松口，倒是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而这个建议也让他十分心动。
王国桢的长子王潜明一直是他的骄傲，他一直在为儿子在沪上的住房问题发愁。
但是沪上的公寓寸土寸金，让他望而却步。
此时听到李斯年的提议，他心中不禁一动，也是十分高兴。
于是，王国桢放下茶杯，认真地说道：“如果事情能成，那我还得再提个要求，你得把《永乐大典》的残册拿来让我看个够才成。”
李斯年见舅舅终于松口，心中一喜，连忙答应：“好的，一切都依您，我的好舅舅，什么办法你就快点说吧。”
王国桢微微一笑，缓缓道出他的想法：“我这几个月观察下来，发现万岁爷虽然年轻，却是一个极爱面子之人。之前绍英为了筹钱，曾提议出售《四库全书》，结果被我们几个南书房的官员一番大肆宣扬，万岁爷就否决了。后来绍英还想拿大内的藏品出去典卖，万岁爷也是怕宫内物品流出去失了颜面而拒绝。你不是在《京报》任职吗？或许可以在这方面做做文章。”
王国桢的话点到即止，但李斯年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瞬间打开了思路。
他眼中闪过一丝精光，开始仔细琢磨起这个计划的可行性来。
第二天，李斯年没有课程安排。他精心挑选了一些礼品，拿着昨晚熬夜写好的新闻稿，在徒弟白敬业的带领下，来到了白家老宅拜访。
白敬业自从那次被父亲带去北大拜访李斯年，并拜在李斯年门下后，便成为了他的得力助手。
他白天偶尔上上课，闲暇之余就跟在李斯年身边打杂，协助他处理各种琐碎的事务。
白景琦也是放心，甚至命人将儿子的的行李都给送到了李斯年那里。
从家里出来之前，白景琦可是给白敬业下了最后通牒，他如果不能改掉一身臭毛病，不能让自己满意的话，便不许他再回白家。
然而，对于白敬业这位白家大少，李斯年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白敬业并非本质上不妥，只是从小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养尊处优惯了，缺乏社会经验，不知道民间的疾苦，外加有些爱耍小聪明罢了。
李斯年深知，对于这样的年轻人，如果年轻时没有经历社会的毒打，再大一点之后，一旦遭遇挫折，很容易一蹶不振，就此摆烂，沉沦下去。
因此，他并没有以长者的姿态去给他讲什么大道理，而是将他视为朋友，平等地与他交流，就像当年在米国与布雷迪相处时一样。
而时不时加入的徐智摩，也以师叔的身份加入了这个小团体，三人还真有些兴趣相投，常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聊天打屁，分享彼此的故事和见闻。
虽然李斯年和徐智摩如今已转型为文学青年和事业男，但他们刻在骨子里的那份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和追求的天性却从未改变。
初来乍到的李斯年对北京城并不十分熟悉，出去逛街都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但现在有了白敬业这位“地头蛇”的引领，他们三人几乎逛遍了这座古都的每一个角落，除了着名的八大胡同之外，各种好吃的，好玩的地方几乎都逛了个遍。
正如那句古话所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在与李斯年等人的相处中，白敬业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变化。
他成为了李斯年实践所学教育理念的试验品，李斯年首次在现实中运用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理论。
除了自己开设的两门历史相关课程外，李斯年并未对白敬业的学术成绩做过多的要求。
他知道，对于白敬业这样的纨绔子弟来说，学术能力并非首要任务。
因此，他着重培养白敬业的实践能力和生活技能，为他制定了一个特殊的学分系统，每周布置一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任务，如洗衣、做饭、买菜、议价、与人辩论等等，让他融入社会，体验生活的酸甜苦辣。
其中最大的一项挑战就是让他帮忙去安装了一部电话。尽管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但白敬业最终还是成功地完成了任务，这对他来说是一次难得的锻炼和成长。
白敬业虽然对于枯燥的学习感到反感，但是对于这种涉及到动手实践或是与人沟通的事情，他反倒是乐此不疲，能迅速抓到要领，并从中不断积累生活经验和智慧。
最近，李斯年和徐智摩更是将组织诗会的重任全权交给了他，这不仅没有让白敬业觉得二人是在偷懒，反而让他感受到了深深的信任与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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