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二十年，即公元1931年的那个时代节点，亢思敬踏上前往北京就读中学的道路。此时的中华大地已历经两次政权更迭，北洋政府已被国民政府取代，然而，在偏远的山西太谷县，时空仿佛凝滞，这里的居民依然生活在相对封闭的世界，一趟太原府之旅就能让他们眼界大开。即便进入了民国二十年，省城太原的变化也并不显着，掌舵者依然是当年的省长、辛亥革命时期的山西督军阎锡山。
亢思敬的家庭背景非同一般，他的父亲是太谷县赫赫有名的财主，祖上早在明清交替之际就积累了丰厚的家产，世代以豪富之家闻名全省。坊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明末清初，李自成在撤离北京败退至此，与追兵激战正酣。据说，李自成部下的部分士兵由于在京享受了几旬富贵，锐气尽失，最终落败。更有传言称，李自成在激战间隙曾途径太谷县城南的亢家村，在一户亢姓农家短暂休整，饮水歇息。面临败局，李自成决定轻骑突围，临行前拜托这家亢姓农户代为保管起义军大批金银财宝，随后带领精锐力量突出重围。
尽管亢家后人澄清这只是祖先们口口相传的古老故事，并无实证，但亢家世代坐拥全县首富的地位却是铁一般的事实。那么，亢家是如何积累起如此庞大的财富呢？
答案竟然隐藏在一个看似微不足道却又影响深远的物件——大烟灯之中。其中，"太谷灯"是一种做工精致、设计独特的烟灯，具有防止油烟扩散及不易熏黑的独特构造，尤其受到市场的追捧。而亢家正是生产这种“太谷灯”的巨头，从工坊制作、门市销售到全国范围内的运输销售，每个环节都渗透着亢家的身影。最顶级的“太谷灯”甚至采用黄金打造，售价昂贵至极，寻常人只能望尘莫及。因此，太谷县亢家正是凭借经营“太谷灯”这一独特产业而崛起，积累了惊人的财富。
亢思敬获得“洋秀才”的头衔之后，心中燃起了赴京求学的梦想。他意识到，若要在学问上更进一步，达到举人的高度，窝在闭塞的山西老家显然不如直奔首都北京。作为亢家备受宠爱的嫡系长子，他的话语在家中的分量颇重，无论提出何事，父母总是点头应允。如今，他提出了赴京攻读，以期获取更高功名，为家族增光添彩，这自然是得到了全家上下的一致赞同。然而，亢思敬从小到大，仅在家人严密保护下走出太谷去了寥寥几次太原，如今他打算独自远赴千里之外繁华无比、龙蛇混杂的北京城，这让亢家的老家长心头不禁挂上了重重忧虑。
几经琢磨，老家长想起了北京城里一家与亢家颇有渊源的山西票号——实际上就是古代的钱庄，亢家持有该票号的股份，而票号的掌柜与亢家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终于，老家长决定派家中可靠的仆人陪同亢思敬一同前往北京，并特意亲笔书写了一封信托付给那位票号掌柜，请求他关照自家疼爱的儿子亢思敬。亢思敬抵达北京的当天，就马不停蹄地前往正阳门外拜访这位票号掌柜。那座票号坐落在热闹非凡的珠市口前门大街上，牌匾上赫然写着“晋成票号”四个大字，掌柜的名字叫做郭成喜。郭掌柜早年曾在亢家担任过总管，后来凭自己的努力积累了财富，便在京师开设了这家票号。晋成票号与山西籍的客商交往密切，当初的设立还得到了亢家的大力支持。正因为郭掌柜在京都有一定的根基，亢家在北京方面诸多事务上有赖于他，久而久之，亢家对待郭掌柜的感情早已超越了昔日的主仆关系，而是视为在京城中的挚友与重要倚仗。
当郭成喜听闻亢思敬的到来，立即邀请他进入后院书房详谈。一番客套寒暄后，亢思敬恭敬地递上父亲的手书。郭成喜接过信仔细阅读，感慨万分地说：“既然老东家将大少爷交付于我，我定当全力以赴。恰巧现在正值学校放假招生，我建议你和我儿子一起去同一所学校，也好有个相互照应。”言罢，他便差遣手下人去请自己的儿子前来见面。
片刻后，郭成喜的儿子郭锡仁步入书房。郭成喜介绍道：“这是我儿子，名叫锡仁，正在镜湖中学读初二。你也去这所学校吧。不过，学校位于内城，往来不太便利。锡仁已经在内城公寓租了房子，我看你们俩就住在一起，彼此陪伴照顾。北京这些公寓都提供餐饮热水服务，非常便捷，你觉得怎么样呢，贤侄？”
亢思敬感激地接受了郭成喜的好意，随即与锡仁开始了交谈。两人年纪相仿，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年，很快就熟络起来，谈得十分投机。热情开朗的锡仁积极主动，两人很快就商量好了未来同住的各种细节，满心期待着早日开学，能够并肩学习，共居一室。
一切进展顺利，亢思敬顺利考入了位于西直门内的镜湖中学，而锡仁的公寓就在学校不远处的官园附近。为了共同居住，他们合租了一套三居室，南北通透，明亮舒适。中间一间房作为他们共用的学习、用餐、闲聊及接待同学的空间，东西两边的卧室则分别归属两人使用。公寓老板得知他们是来自山西的富家子弟后，对他们格外殷勤。时值早春二月，气温尚低，公寓老板贴心地在每间房内安装了煤炉，室内暖意融融，温馨如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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