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马录下定决心，要查明这起案件的真相。他不仅要为受害者伸张正义，更要揭露那些隐藏在背后的阴谋和权力斗争。他毅然决然地提笔写下了弹劾郭勋的奏章，准备将这份奏章公之于众。
奏章一经公布，立刻在朝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些追求正义的人们纷纷站了出来，支持马录的行动，希望借此机会揭露郭勋等人的罪行，还朝廷一个清明的风气。一场追求正义的浪潮，就这样在马录的引领下，悄然兴起。
兵科给事中刘琦挺身而出，毫不留情地批判郭勋道：“那些求讨书信者，必定是知情者；而那些受嘱的党羽，显然是意图贿赂。此案的真相，恐怕远非表面那么简单。”他言辞犀利地剖析道：“那妖贼名为李午，其中的‘午’字，乃是四正之时，正阳之位，寓意着极大的邪恶。而张寅之名，乃是岁首建寅，人生于寅，这其中或许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户科给事中郑一鹏也站了出来，他声称：“经过深入调查，我发现张寅的罪行深重，这更让我意识到郭勋的罪行远不止于专横跋扈。郭勋明知张寅是谋反杀人的首恶之徒，本应揭发其罪行，为国除害，但他却与之往来结交，显然是狼狈为奸。”
御史潘壮也上疏直言不讳：“张寅，天下人皆知其为李午；而李午，更是天下公认的谋反之人。为了维护朝廷的法度，恳请将张寅严惩不贷，同时解除郭勋的兵权，以儆效尤。”
……
在案件尚未水落石出之前，这些言官们已经先入为主地认定张寅就是李午，就是李福达。他们似乎已经被某种力量所牵引，迫不及待地想要给张寅定罪。
在明代，言官们无疑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他们的人数之众，堪称历朝之最，多数都身负进士的光环。这些言官，虽品级不高，却心怀坦荡，无惧无畏，敢于直言不讳，不惧得罪权贵。而他们的权力，却重如泰山，即便是二三品的大员，见了他们也不得不恭敬有加。
朱元璋如此精妙的设计，意在将这些既有胆识又饱读诗书的言官们，化为“天子之耳目”，让他们成为查不法、查贪官、查奸佞的利剑，确保大明江山永固。
士大夫们并非简单的工具，他们内心有着独立的意识，有着“从道不从君”的坚守。言官们，尽管身处皇权的阴影下，却时常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化身为“公理”的守护者，向那些皇帝宠信的奸佞宣战。
在这场风暴的中心，言官们或许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既是皇权的耳目，又是公理的守护者。
马录的果决与坚定，赢得了整个士大夫群体的赞誉。吏部侍郎孟春由衷地称赞道：“昨日劾郭勋之举，真是大快人心。那郭勋虽然喋喋不休，但越是如此，越显得他的无耻。”大理寺丞汪渊也感慨道：“昨日见到你的章奏，攻伐巨奸，真是令人振奋。若非有你这般大风范的人，岂能至此。”工部侍郎闵楷更是赞叹不已：“今日读到你的发奸之疏，风骨卓然，中外皆服其公正，奸雄已落其胆矣。”
在这样的氛围中，马录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深知，自己不能有任何犹豫和退缩，必须排除一切奸佞势力的干扰，走到那个早已认定的“真相”面前，揭开它的面纱。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失败了，那么这些追求正义的人们的努力，不就成了一个笑话吗？
于是，马录开始了他的调查。这一查，还真让他查出了惊喜——那真相，似乎比他想象的还要惊心动魄。
在一连串错综复杂的线索中，官府终于捕获到了一众新的人证。定襄县的韩良相，这位在北京结识了李俊、李二和李三等人的关键证人，突然浮出水面。据他回忆，那三人曾在某个隐秘的场合向他透露：“我们是李福温之子，如今在上官府中的张寅，其实真名叫李福达，他正是我们的五叔。你若不信，只需掀起他的帽子，看他是否是个秃子。”韩良相心中一动，随即暗中观察，果然发现张寅头顶光秃，与三人所言完全吻合。
同时，从陕西方面解送过来的十五个目击者也为案件增添了重量级证据。官府特意安排了一场辨认会，让张寅与一众皂隶站在一起。这些目击者一眼便认出了张寅，纷纷上前扯住他，坚定地说：“没错，这就是李五！”
就在案件看似即将尘埃落定之际，一些疑点却悄然浮现。张寅的年龄成为了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根据记录李福达户籍的黄册，张寅应该只有五十一岁，但眼前的他却已是六十六岁的老者。此外，崞县县民杜文住的证词也带来了混乱，他坚称李福达曾娶了自己的姐姐杜氏，可张寅的妻子却分明姓林，而黄册里李福达的妻子则姓张。
这些疑点，对于已经深信不疑的马录来说，似乎只是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他迅速公布了再审意见，断定张寅、李五、李福达实为同一人，并依照律法处以极刑——凌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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