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上海掀起了持续高涨的抗日浪潮,抗日民众与日本在沪人员的冲突和纠纷时有发生。而这些矛盾冲突,正好也有利于日本特工寻找借口,制造事端。
直接策划在上海挑起事端的是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他于民国二十年10月初致电日本驻华公使馆陆军武官辅助官、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
对他说:“我们下一步行动要占领哈尔滨,使满洲独立。我们已派土肥原大佐去接溥仪来。如果我们办成了,国联要大吵一番,东京政府将感到头痛。我要你在上海搞点事,以转移各国的注意力。当你们引起骚动的时候,我们将拿下满洲。”
田中隆吉向板垣保证能执行好这个任务,于是关东军给他送来一大笔活动经费,以便具体策划。
民国二十一年1月4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召集有关将校讨论,拟定了一份“满蒙独立”计划,由板垣征四郎直送东京。
日本陆军、海军、外务三省根据板垣的报告,制定了《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决定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脱离中国的伪政权。
板垣得到消息,即于1月10日从东京致电正在上海活动的田中隆吉:“‘满洲事变’按预定计划发展,但中央有人因列强反对仍持怀疑态度,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田中接电后,当即在同月18日制造了日僧事件和三友实业社事件,最后终于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变。
所以，民国21年1月在上海爆发的一二八事变,是由日本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活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日本策动这场阴谋的主要目的,是要转移国际联盟和世界舆论的视线,掩护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侵略罪行,便于伪满洲国这个傀儡政权的出台。
这就是日本对中国和整个国际开展外交欺骗的初见端倪！
日本战败后,田中隆吉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战犯时出庭作证,交代了执行上述阴谋计划的经过情况。他坦率承认,自己是上海事变的“点火人”,袭击日莲宗化缘和尚的暴行也是自己策划的。
除开关东军之外,日本东京核心领导层实际上也参与了上海事变的策划。
据美国记者戴维·贝尔加尼根据战后获悉的秘密资料,发现当年东京的“十一人俱乐部”也参与策划了上海事变,而且这个组织与关东军特务机关就这个计划有过密谋。
这个“十一人俱乐部”由日本天皇裕仁身边的高级文官所结成,以木户幸一、近卫文麿、牧野显声和原田雄熊等人为核心,经常为裕仁出谋划策,并受到裕仁的宠信。
这些人认为，在完成对东北的占领以前,日本要有一个“思考间歇”时期,以便应付好国内、国际的各种问题。经过一番研究,他们拟定了三大对策,亦被称为“三重阴谋”。
其一是“美元骗局”,通过大规模的侵吞公款的投机买卖,给日本企业界一笔大贿赂,以换取他们的支持。
其二是“假战争”,主要是“在上海搞一个转移视线的行动,这样可给国联一个满足它要促成和平的愿望的机会,从而‘给国联留些面子’”。
其三是“政变威胁”,主要是吓唬政府内的温和派,使他们对满洲问题不敢吭声。其中第二项由近卫文麿首先提出的所谓“转移视线的行动”,最后直接导致一二八事变的爆发。
对于日本军政当局所策划的这场阴谋,日本已有不少论着予以揭露和批评。
信夫清三郎在《日本外交史》中对一二八事变作了这样评述:“上海事变是为了把各国注意力从满洲转移到上海,以完成对满洲的侵略而发动的一种策略。由于事变的爆发,世界的关心转向各国权益交错的上海,关东军乘此时机一步步推进了满洲建国的计划。”
古屋奎二在对常校长进行长时间采访并参阅大量资料之后,在所写的着作中对上海事变这样评价:“一二八淞沪事变是日本海军在中国的心脏部位所发动的军事行动,这个行动,和在东北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并非没有关联,虽然沈阳和上海之间的距离有1400公里之遥,但实质不能不说是出于同一构想,而且有密切联系的一连串事件。日本军部是以一二八事变来转移国际间对于东北方面的注视,而乘机制造出伪满州国。就这一方面来说,可见一二八乃是为了侵略东北而故意策划的一种‘佯动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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