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饱喝足躺在床上，陈慕武为自己接下来的讲座题目打起了腹稿。
其实这种相对论的讲座办起来也很简单，如今的国人推崇相对论，并不是推崇其中的科学道理，而是推崇它引领了一场物理学大革命。
和欧美学界对相对论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不同，中囯人很迅速地就接受了这种新理论。
一是因为我国早在汉代时期就已经有了相对性原理的运动学思想，再加上“以太”这个概念在近代国内的思想史上，几乎没产生什么影响。
二是因为就在1919年爱丁顿在西非的普林西比岛上观测日全食的时候，国内的新文化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日全食观测结果传回伦敦，《泰晤士报》报道时采用的标题是《科学革命，关于宇宙的新理论，牛顿思想被推翻！》。
这篇报道又漂洋过海地来到九州大地，相对论这个打破了统治物理学界几百年的牛顿经典力学绝对时空观的重要理论，很快就成为了破旧立新的一个典型，成为了“赛先生”的一面旗帜，在学界上空冉冉升起。
1920年罗素访华，在邶大讲学了一年，期间曾大力称赞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进一步为国内的这次相对论热潮推波助澜。
一时间，懂物理的人也好，不懂物理的人也罢，纷纷在报纸杂志上撰文，无不赞扬这个名叫相对论的新鲜玩意儿。
就连和物理学八竿子打不着的大诗人徐志摩，都动笔写了一篇题为《安斯坦相对主义，物理界大革命》的文章，借着科普的由头夹带了大量的私货，发表在了1921年4月的《改造》杂志上。
文章内容的正确与否，陈慕武不便多说。
——这又有什么可多说的！明明是一种物理学上的理论，可这位老兄在题目中，却偏偏给相对论冠上了一个哲学意味浓厚的名词“主义”。
你说他错吧，但物理学确实也算是自然哲学不假；你说他对吧，但却总觉得听上去很别扭得慌。
文化界的这些种种表现足以说明，相对论当时在国内的知识分子之中究竟有多么火。
陈慕武觉得，这几场讲座，面向的应该大多数都是徐志摩这种附庸风雅叶公好龙之辈，讲讲浅显的知识还可以，但高深一点就会让人昏昏欲睡。
就比如，他可以讲讲狭义相对论里的“爱因斯坦火车”，但绝不可以讲广义相对论里的“爱因斯坦电梯”，他们听不懂！
既然已经确定了这样的讲座方针，陈慕武接下来的选题就轻松了不少。
最终他敲定了五个题目，相对论与空间，相对论与时间，光，宇宙和时间旅行。
至于如何把这几个题目讲的津津有味，陈慕武也不是没办法，后世大卖的两本科普书《时间简史》《果壳中的宇宙》还有五六十年才能面世，再加上那些寓教于乐的《费恩曼物理学讲义》和《新概念物理学教程》，自己从中稍微信手拈来一些，不就成为他陈慕武“原创”的了吗？
当然，还要注意千万不要超纲剧透，不能引用一些眼下还没产生的理论和假说。
第二天醒来，陈慕武又去了一趟邶大，把写着五个题目的纸条交给了胡适。
讲座在即，邶大方面也要在报纸上打打广告，这样才能招揽到更多的听众。
然后他就去红楼一层的图书馆，找了个窗明几净的位置坐了下去。
陈慕武本想着是否能和《觉醒年代》里的那个留着大胡子的守常先生见上一面，结果到了以后才知道，邶大图书馆去年年底换了新的领导，李先生有了新的职务，图书馆主任由皮宗石继任。
既然无缘见面，他就拿出随身携带的笔和本，逐一列起了讲座的大纲。
讲到哪里该说个笑话，讲到哪里该抖个包袱，也被他也一一写了进去。
写着写着，陈慕武还想到了后世在A站上看过的一个相声视频，《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在相声表演与创作中的指导及应用》。
作为物理系的学生，他曾经和搭档把这段相声移植到了某一年学校的元旦晚会上，博得了全场观众的笑声。
很可惜时间紧张，来不及排练，不然他说什么也想着把这段相声在如今再复刻一次。
说不定，后世那个小黑胖子，也会尊称他一声前辈。
没想到到了讲座前一天，邶大方面还是传来了变数，胡适信誓旦旦打的包票变成了空头支票。
第一次见面时，他曾说蔡元培离校风波不会影响讲学的正常进行，但在星期六下午，胡适还是到东板桥马裕藻家里找到了陈慕武，告诉他因为学生们都去教育部要求蔡元培重回学校了，因此明天的讲座人数不足。
胡适问他能不能把所有的讲学都向后推迟搬个星期，也就是说，第一场讲学要安排在下星期四。
陈慕武对此倒没什么自己的考虑，表示自己完全客随主便。
胡适则多谢他的体谅，并告知陈慕武，他在邶京多住的这几天里产生的差旅费，邶大方面会再给他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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