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陀王的威名在八桂四处传播。其实芩福在八桂境内的活动，桂系及黄季宽早已知情，打探一阵后，黄季宽甚至给各地的官员下令，不要干涉芩福的任何作为。
因为他芩福去到哪里，哪里便匪患绝迹、逐渐兴旺而团结，道路交通、物资流通、文化教养和治安管理方面就好得多。
这其中没有与政府管理任何脱节的地方，除了征兵和加入民团反响不积极，其他的包括修桥修路的善举，那是出工出力，还不谈报酬，给多少要多少，不给就算了。
八桂主官想啊！你个流氓还是在我八桂兴风作浪。
虽然兴的是良风、作的波浪，武器、教官和文化教员一批批地送来，执行的区域大多远离城镇，全系边远山区。
你个西海湾流氓图的是什么？很多的人遂又想不通了！
煌城至宾州不过300多公里，快反师堂堂正规军2万人走了5天；而宾州至长沙的距离超过800公里，加入4万人马的杂牌军居然在7天内赶到。那速度不可理喻，同时也彰显西海湾特首的民族情感深厚。各民族的4万多人比张春水更为着急前往救驾。
1927年元旦，国民政府自广州迁都武汉。1月5日，数十万群众冲击了汉口英租界；2月19日，国民政府正式收回该租界。4月18日，武汉市政府成立，武昌市与汉口特别市合并为‘京兆区’作为首都，成立武汉特别市。
到了1928年春，两湖已经成了桂系的地盘，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以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第十八军军长陶钧二人主持湖北军政。
第19军后缩编为第4集团军第16师，胡宗铎仍兼任师长。升任湖北全省清乡督办公署督办兼任武汉市政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均任命胡宗铎为武汉卫戍司令，陶钧为副司令。
胡宗铎、陶钧就任之后，把持湖北军政大权，武汉出现了现代史上最恐怖的时期，时人称胡、陶为“屠户”。两人在1927年11月至1929月4月统治武汉期间，实施“以杀为治”的恐怖政策，在武汉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以所谓“验明正身，绑赴刑场”的方式杀害的**党人和群众就达800多人。
胡宗铎，字今予，湖北黄梅人。辛亥革命时参加武昌学生军，因功被保送入武备学堂，后升入保定军校第四期步兵科深造。1923年出任总指挥黄绍竑的八桂讨贼军上校总参议，成为桂系主要人物。
陶钧，字子钦，湖北蕲水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1918年去八桂投黄绍竑部，后任第十九军第二师师长、第十八军副军长、军长。
及至宁汉合流时，新桂系势力扩张到了湖北。为巩固对湖北的统治，白崇禧主张湖北应该由鄂人来治理，这一主张得到了李宗仁的首肯。胡宗铎因资历最深、战功最大兼任武汉卫戍司令部司令。
由于武汉当局大开杀戒，引起一片非议，陶钧更在“总理纪念周”上拍案:“有人说我陶钧乱杀人，我姓陶的，宁可错杀三千，不可错放一人！”
胡宗铎、陶钧利用手中的权力将湖北省“清乡”经费和鸦片税500万元部分充作军费，其余皆由两人私分，把钱财转移到国外银行存放；并趁整理湖北国民党党务之机，积极培植、扩充桂系势力。
蒋桂战争爆发。胡、陶通电下野，乘日舰东去，从此一蹶不振。
20世纪初，汉口已经成为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大城市，被称为”东方芝加哥”。
清朝末期，在洋务派人士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引领下。于1906年初，一条贯穿南北的京汉铁路应运而生，火车的汽笛声，打破沉默了上千年的古城，在华夏腹地增添了一条便捷的大通道。从此，郑州和武汉，这两座被铁路贯穿的城市，因铁路而勃兴，作为交通枢纽，商业日渐繁荣。
京汉铁路通车后，这条大通道将华夏腹地的河北、河南、湖北三省连接起来，对当时的交通运输，价值非同寻常，极大地改变了人地的时空距离。
当年，主修这条铁路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平日奉命进京，都要从武汉搭乘江轮抵达上海，再坐船北上到天津，再走运河到北京。一趟下来，得花十天半个月。如今，京汉铁路开通后，坐火车两天半便可直达京城。上京赶考的学子们，也可以乘火车从武汉直达北京，过去和现在已不能同日而语。
武汉本来就有长江之利，加上铁路之开通，南北畅通，张之洞主政下的武汉，很快便发展成仅次于上海的华夏最繁荣的工商业城市。
通车前，汉口对河南的货物吸纳，仅限于郑州以南。通火车后，汉口的经济腹地扩大到河南与河北交界一带，贸易额也由1906年的万海关两增加到1910年的万多海关两。大大促进了汉口的城市化进程。
从郑州过来的核心支队，与从长沙往前赶的大部队，西海湾两支近机械化摩托部队即将在武汉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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