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吧，去酒厂，我要见厂长。”李亚东说。
那个杵在他身后，都没敢走过来跟他对话的副厂长，他估计难堪大用。
“哦，走走，但……李董，厂长，他不在。”
“不在？”李亚东蹙眉问，“去了哪里？这种事情都不回来的吗？”
酒厂转让的大事，一把手居然不出面，那还谈个鬼？
“应该是有些事情搞耽搁了，我听说日苯那边最近在发地震。”
“日苯？”李亚东眉头一挑，“他出国了？”
“嗯，厂子不是面临破产吗，他说心里郁结，想出去散散心。”
“何镇长，你应该没去过日苯吧？”
“哦，还真没。我跟他不一样，有行政官职，出国很麻烦，各种手续，能烦死个人，而且我也不太乐意去。”
“怪不得，去过日苯你就知道，那边基本每个月都发地震。”
何树清：“……”
“去了多久？”
“快……三个月了。”
“那我知道了。”李亚东狠狠地往地上啐了口唾沫。
人渣败类，说的就是这种人。
90年代的下岗潮中，虽然数千万的工人遭受到了灾难性的伤害，但也有一小撮人赚了个盆满钵满。
而这一小撮人大致分为两类，一类笨点的，如同这个厂长一样，知道工厂难以为继，迟早要倒台，于是便趁机捞够了下辈子的华荣，躲到国外，从而加速了工厂的灭亡。
李亚东之前看过一篇报道，一个最终被抓回来的人，他说的一番话，应该能代表这个群体的整体心理——我为工厂操劳了一辈子，上面说不搞就不搞了，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那些是我应得的！
所以譬如灵溪酒厂，那一万名员工，他们应得的又是什么？
就是那张珍藏在锈迹斑斑的铁盒里的、然后在某个黄昏时分，趁妻儿不在，将它小心翼翼地取出来翻看一下，摩挲一阵儿，继而心生荣耀的东西？
第二类是聪明点的，他们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个历史事件，然后费尽心机将工厂弄破产，继而利用关系和政策，私人再将其用很低廉的价格买下来，实现彻底私有化。
这种人已经不是人渣，而是毒瘤，国家的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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