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决意诛杀贺人龙，并非是心血来潮或者说受旁人蛊惑。
在孙传庭入狱这三年里，先后已有两任大员被老贺坑死，这还不包括其他一些品级较低的文官。
人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放任贺疯子再这样继续疯下去，煤山战神坑死大明文官的记录，很有可能会被这位兄弟追平甚至超越。
或许是出于保持不败的初衷，也或许是单纯嫉妒贺总兵辉煌战绩。
总之，朱由检决定让贺人龙去死。
毕竟在此之前，皇帝给过贺人龙两次机会，让他痛改前非，戴罪立功。
顺便多说一句，相比对文官的刻薄寡恩，崇祯皇帝对手下一众武将可谓是极度宽容。
崇祯一朝，文官一言不合要么被抓，要么被杀，而武将闯下大祸，基本都可以选择“戴罪立功”。
比如贺人龙，朱由检已经让这厮“戴罪立功”三次了。
这次，崇祯动了杀心。
关键时候，孙传庭不忘为他老部下求情，上疏皇帝：
“贺人龙是臣的旧部啊，此人性情粗犷，骁勇善战，曾为大明立下赫赫战功，乞求皇帝陛下念在他劳苦功高的份上，能赦免他的死罪，让他戴罪立功。”
朱由检拒绝再三，最后终于很不情愿的答应，同意放贺人龙一马，让贺疯子第四次“戴罪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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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督师计划二月份驰援开封，在此之前，督师须先整饬京营。
不用说，这个请求，被皇帝果断拒绝了。
朱由检倒不是担心孙传庭会效仿袁崇焕故事——借练兵之口进入内城。
孙督师看起来要比袁崇焕老实得多，至少口音要比袁蛮子标准。
户部粮饷匮乏，南直隶去年拖欠的漕运粮迟迟没运来，今年的夏粮遥遥无期，皇帝也没钱。
卫戍京城是一回事，整饬操练又是另一回事，每日人吃马嚼就不是个小数目，朝廷不愿也无力承担这笔额外开支。
不论是崇祯皇帝还是六部堂官，都想尽快把京营丘八们送到河南，一战剿灭流贼，皆大欢喜。
孙传庭虽为外臣，对京营情形却颇为了解。
他久经战阵，又操练过亲军，知道强军是什么样子。
很显然，皇帝交给自己的这支兵马，不是强军。
他怀疑带着这群乌合之众奔赴开封，估计还没遇上李自成，八千兵马便溃散大半了。
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
京营建制创立于永乐年间，分神机营，三千营和步军营，统称三大营。
早期颇有战功，战力极强，算是精锐中的精锐。
“永乐十二年，成祖自统京营兵出土剌河击瓦剌，宣德三年，宣庙自领铁骑出喜峰口击兀良哈，此京兵之出征，见于国初者也。嗣是而后，正统九年，成国公之御太宁朵颜；成化二十年，余子俊······凡此皆用京营兵也”（注1）
明中叶以后，京营日渐崩坏。
崇祯二年，李邦华任京营提督，发现京营“十万大军，实际仅存一万七千”，且“全无号令，不谙步伐”。火器“点放不齐，仰天虚发”，军中紧缺的战马也“不可问”，装备被士兵私自贩卖。
来京共同操练的班军（注2），从以前的十余万变成“五千三百四十二”，就连戎政府的储备银也被人盗窃一空。
李邦华提出“一补军伍，一精练拔，一清占役，一节马差，一省马军，一；练神器，一习飞石”的改革方针，势要一改本朝之积弊、还天子一可战之军。
己巳之变后，襄城伯李守錡诬陷李邦华，将其驱赶下位，至此，京营越发糜烂。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闯军攻打京师，京营竟不敢向闯军开炮，只把炮口朝天一阵乱轰，而后便迅速投降。
固若金汤的北京城守了一日不到，便被闯军攻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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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庭力争之下，皇帝勉强同意给二十天时间，让他“整饬兵马，努力练兵，而后卷甲出关，毋得拖延！”
二十天时间，又要整饬军队，又要协调粮饷，还有筹划行军路线，更别说每日迎接同僚们给他的送别····
孙传庭虽然年富力强，然而杂务堆积在一起，急如星火，又是刚从诏狱出来的人，只三天工夫，便体力不支，支撑不住了。
幸好还有大孝子孙世瑞。
孙世瑞借口父亲病倒，哭泣着跑到崇文门，不顾守门太监的阻拦，跪拜宫门、击登闻鼓。
孙公子以一介布衣，请求皇帝能给他个一官半职，让他效命军中，随父同行，照料父亲饮食起居，帮孙传庭分担些杂务，以成全自己的拳拳孝心。
在这封写给皇帝的奏章最后，孙世瑞这样写道：
“乌鸟私情，愿乞终养。小人之辛苦，非独京城仕女及南北镇抚司所见明知，皇天后土实所共鉴。愿陛下矜悯愚诚，成全小人微志，随父出征，生当陨首，死当结草····”
京师的御史言官们被孙世瑞的孝心感动，纷纷上疏崇祯皇帝，代为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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