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东西其实也只能估测，不抄家谁也搞不清楚，又是钱又是金银又是布匹粮食，珠宝器皿什么都有，还有香料什么的。
而数值也只能是通过一些记录，参照赋税度支总目来算个大概数具，没办法精确。
我们看古代一些贪官，总是感觉特别吃惊，怎么贪污了这么多，就没人发现？皇帝就感觉不到？真感觉不到。
主要就是他不全是钱，什么都有，而且来源也是五花八门，涉及到的渠道和部门太多了，根本注意不到。
每个州每个县，每年要上缴多少东西物产？而且又不是全部运到京城，司农寺在全国各地都有仓库。到处都是漏洞。
交叉部门多，经手的人太多，运输的时间太长，信息传递太慢。
不过，对于张军来说，这些都不重要，要的就是外名头而已，掂了掂手里的册子，张军看了司录一眼，笑着问他：“可还敢行牒么？”
那天司录可是拍着胸脯说豁出去了，要亲自去长安行牒，催办处理结果。
司录脸一红，不过还是点了点头：“某愿往，只求郎君照护。”
怕死没什么可耻的，能不死谁会想死？能抓着大腿庇护为什么要去寻死？
张军对他这个态度很满意，把册牒还给他，说：“那便去吧，某想了想，还是行牒御使台好些，你径直把案牒送与中丞处。”
张军看了看司录：“窦中丞，亲手交与他手中。”窦参是左丞。李适有一段时间没有任命御使台大夫，由左丞主政，是实际上的话事人。
司录愣了一下，接过册牒，小脸刷的一白。我靠，真让我去啊？大哥我就是表白一下。
他怀疑自己今天把奏弹交上去，明天就会出现在长安的护城河里。
张军感觉司录的表情特别有意思，这个时代大部人的心事都是写在脸上的，特别生动。
笑了笑，张军说：“某出征前，正好有些许小事要去长安置办，便与你同行。”
张军考虑了几天，感觉自己还是应该去一趟长安，和李适李勉几个人见个面，把有些话说一说，这才有了这么个决定。
也是顺便想把窦参的事儿给办了，要不然拖在那里，总像是鱼鲠在喉，很不舒服。
而且想办窦参，也必须得和李适见一面，好好聊聊。
李适因为这一次跑路差点把小命玩完，一下子性情大变。其实就是熟了。
虽然说一个四十来岁的人成熟了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但这是事实。
一个深居东宫的太子，哪怕有再多的老师，他也就是个不经世事的小青年，和多大年纪没什么关系。
原来他热血，激情，有满腹的志向，有朝气有志气，但就是不成熟，有点看不清火候。
在经此一难后，他确实是成长成熟了，但也一下子就跳到了另一个极端，变得患得患失起来，疑心渐重，情感上也更孤独。
他知道了钱的重要性，变得贪婪好财，他孤独，所以谁说话好听就愿意相信谁，就图个开心，其实他谁也不敢信。
其实，当皇帝，挺可悲的。
因为大唐有着完善的律法和完善的施政团队，稳定的管理架构，所以，不管皇帝如何，还能保持着稳定的前行。
但是，李适开了几个不好的头，也给后世子孙，后朝后代埋下了大雷。
一是猜忌重臣，这个有点受他爹的影响，二是提升翰林的地位，三是纵容御使干政。
德宗朝后期，朝庭上一片明争暗斗，拉开了朋党争权的序幕，也造成了文武对立，中外对立。
尤其御使干权，害处太大了。
御使是监察机构，一旦有了干政的权力，公立立场顿时也就消失了，而且他有奏弹权，可以随时随地攻击任何官员。
所以窦参才能那么跋扈，满朝文武没有人敢引火烧身。而后来人自然有学有样。
司录听张军说要带他一起去长安，顿时大喜，忙不迭的应了下来。
虽然知道张军此行必有大事，但给自己站台那也是肯定的，这下子，自己的名声怕是要拱到御使台去了，想想都激动。
主要是张军的身份特殊，他要进京那就是朝中大事，是要惊动皇帝和满朝重臣的。使相之首可不是浪得虚名，那是实实在在的权势。
张军不会考虑那些人的想法，决定了就去，人和觐见状一起出发。
这操作看的同行的司录有点懵逼。
外臣想进京见皇帝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得先给皇帝上状：老板，我想来和你见一面，请你批准。
皇帝批复：可，这才行，要不然城门都进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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